我是天一阁博物馆副馆长关于天一阁博物馆的历史与现状问我吧!

  你好,我最初是读余秋雨老师的书知道的。不过,至今未能成行。现在和文中所写,变化大么?

  与当年相比,范氏故居区域、宝书楼区域、东园区域,依然保持当年面貌,但博物馆整体面积如今是扩大了不少!

  《文化苦旅》出版物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当年应该还还没有恢复范家的正大门——司马第台门及西侧余屋。另外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们还在司马第台门南侧修建了天一阁南园,并在其中迁入了两座因为城市建设而被拆除的清代藏书楼,一座是原位于宁波西门口的徐时栋先生的水北阁,另一座是原位于宁波君子巷的卢氏抱经楼的书厅。九十年代中期以后,靠近马衙街的三个祠堂——秦氏支祠、闻氏家庙、陈氏宗祠(今麻将馆)也陆续并入天一阁管理区域。

  藏书方面,余秋雨先生造访时天一阁的书还在北书库,如今已经移入第三代库房了。

  越剧《藏书之家》讲的是一个藏书人家抱残守缺的故事,的确十分感人!不过藏书之事,不见得一直是痛苦、一直是牺牲。读书人有时候还是“赚”的。

  清代全祖望《天一阁藏书记》最后一段这么写到:“吾闻侍郎二子,方析产时,以为书不可分,乃别出万金,欲书者受书,否则受金,其次子欣然受金而去。今金已尽而书尚存,其优劣何如也。”

  去年我们在请名家篆刻天一阁藏书章时,就希望请人专门刻一方有意思的印章,上镌“金已尽”、“书尚存”,这恐怕是读书人最得意的结果吧……

  张馆长,您好!今年上半年我曾拜访过天一阁,一进园子就闻到一阵浓郁的类似草药的清香,问了园子里的人,说是某种专门用于保存书籍的草药,但现在忘记了(可能是迷迭香),所以冒昧问下,是哪一种草药,它的功效如何,天一阁的书籍确实是采用这种保存方法吗?谢谢!

  古时天一阁藏书有两个主要的防虫手段,一是书页内夹芸香草,二是用樟木书箱。芸香草产于广西一带,是一种中草药,樟树是宁波本地比较常见的树种,两者都有防虫作用。

  尽管目前的古籍库房已经全面使用现代科技保护手段,如定期消杀、恒温恒湿等,但我们依然延续着四百五十年来的传统,芸香草、樟木箱依然在使用,当然主要作用不再是防虫,而是继承一种传统,向前辈藏书家致敬。您进入我们景区时闻到的气味很可能由芸香草所散发,也有可能是我们在修剪园中樟树时,樟木所发出的香味。无论哪种香味,其实都是书香的一部分!

  问一下张馆长,天一阁现存的大部分藏书都是什么时期的啊?还有现在天一阁仍然在进购一些古籍文本吗?

  您好,目前的馆藏三十万卷古籍中,宋以后至民国各个时期都有。但是天一阁最具有特色的馆藏,当属明代文献,尤其是科举录和地方志。

  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包括登科录、乡试录、会试录、武举录等。目前尚存明代科举录三百七十种,九成以上均为孤本。

  天一阁也是收藏明代地方志最多的单位之一,主要集中在明代中期所修编的志书,其中有一百七十二种志书,如弘治《上海志》、嘉靖《河间府志》等是当地现存方志中最早的志书。明年年初,我们将出版《天一阁历代方志汇刊》,如每册按六百多页计算,一套《汇刊》大概有八百三十多册,集中了天一阁从宋到民国的历代方志精华。

  我们不提倡以暴制暴,我个人也很反对,但是,遇到这种并非个案的情况,我们能怎么办,被害人经历的那一段噩梦般的时间是怎么过来的,我们平时告诉孩子不要惹事,遇到危险要躲避,要跑,等等等等,但是,这种被围住的情况,在你无法逃避的时候怎么办?这个时候还要给孩子上一堂思想教育课吗?还要给他们讲人生道理吗?来不及了,所以,只能靠孩子自保,那时那刻不以武力自保怎么办,没办法的,所以必要时刻必须出手!!

  有几个关于教育的提问,我分享一下通过自己上学经验和作为两个女儿的父亲经验对日本教育问题的看法,包括所谓的“宽松世代”。我有两个90后的女儿都上东京的私立女子中学,它是初中到高中一贯6年的,虽然采纳基督教的教旨,但没有强制性的宗教教育,尊重学生的自主性,也没有制服。当然她们自己选的,但作为父亲我也推荐她们的。有两个原因,一个是给她们充分的时间找个终生的好朋友,因为在人生中天真的中学时代很重要,没有考试一直6年学习生活是很难得的机会。第二个就是涉及到教育体系问题,在东京公立中学的水平不高,而且只追求公平,可以说很官僚,没有核心的教育理念。公平本身好事,但单一的公平反而带来不公平、不公正的效果。比如在教室里老师过渡得考虑所有人的公平,结果往往以最差的学生为标准上课,那忽略真正想学习的同学,甚至会出现拿掉学习热情的危害。宽松本身不坏,激烈的竞争带来的压力也不能忽视,但需要把握分寸。“宽松教育”的失败就在于没有掌握分寸而带来的。

  在日本社会的公平还有历史的背景。1950年代后期到1970年代的日本经济高度成长期,日本社会里出现了中产阶级。在企业的终身雇用和年功序列制度的保障下,大部分的日本国民坚信:只要辛辛苦苦干,生活肯定会好起来。很多从农村出来没上过大学的人,只要在公司里好好干,也能当上管理人员。据政府实施的“国民生活舆论调查”表明:认为自己的生活水平已达“中等”的人,1958年还是37.0%,而到1973年已上升到61.3%。这个数字加上认为自己的生活水平已进入“中下”的人,共占日本国民的总人口的80%以上,正如这个时代诞生的流行语所显示的,这是个“一亿人口中产阶级化”的时代。在这个时期人们的追求,主要在消费生活上,基本一致,可以说普遍了平均化的情况,这就是“公平”的根源。

  但进入90年代以后,日本的“泡沫经济”崩溃了。国内生产总值(GDP)呈负增长,于是出现了一系列诸如学生就业难,企业裁员,中·高龄人员自杀激增等问题,“一亿人口中产阶级化”也出现了重大的变化,并加剧了社会差距的现象。据2004年实施的“国民生活舆论调查”,认为自己处于“中等生活水平”的人数已下降到52.8%.另据政府推算,既没有上学,也没有就业,又也没有接受职业训练的年轻人,即所谓的“啃老族(NEET)”已达到64万人;而没有正式就业,只以打零工来维持生计的“飞特族(FREETER)”更是超过了200万人。当时有一本书《下层社会》(作者:三浦展)成了畅销书,说明已经开始社会分层化。也就是说,过于公平的教育体系也应该按时代的变化要调整,但政府教育部门的官僚主义跟不上时代的潮流,导致了对宝贵年轻世代的损害,在这一点官员的责任重于泰山。官僚主义、保守主义、形式主义的危害那么厉害,给后代留下深刻的教训。

  我父亲是从事野生动物保护的,他在山东大学本科、硕士毕业之后自愿来到新疆,因为他想要保护的物种:蒙新河狸,仅分布于新疆阿勒泰地区的乌伦古河流域。他在我不到两岁的时候就背着我出野外,他工作,我就趴在他背上看;后来在我会写数字的时候,六七岁左右吧,他就给我GPS,给我一个调查本,教会我记录经纬度、海拔还有许许多多其他的数据;我上学的每一个假期,不论长短,都是在野外度过的。在这个过程中我见识到了许多野生动物,也学习到了很多方法,在我七岁那年,我父亲送了我我第一个相机,从那时候,我就在看到野生动物的时候把它们拍下来,一点又一点的积累。

  杨树和柳树生长比较快,而且树势比较良好,可以快速,形成景观,所以在过去作为速生行道树用的比较多,而在当时没有考虑到飘絮的问题,所以才造成了现在的局面。这个也是日后市政建设当中要考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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