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甸·野人山·遥远的纪念碑

  【周末报报道】野人山,在缅甸北部,方圆数百里,山高林密,瘴疠横行。据说因有野人出没,被当地土著称为“野人山”,亦名“胡康山谷”——魔鬼居住的地方。

  两年前,64岁的戴澄东前往缅甸,在莽莽热带群山之中,追寻戴安澜将军足迹。

  2006年12月15日,南京市北京西路,江苏省政协办公楼,坐在一间暖气充沛的房间里,面容祥和的戴澄东再一次说起关于父亲的往事。

  1964年,戴澄东毕业于华东水利学院,长期在江苏省水利厅工作。1995年,他调至江苏省委统战部,现担任江苏省政协港澳台侨(外事)委员会副主任。

  这些年,戴澄东倾心收集、整理与父亲相关的史料,由一名资深水利专家而成为中国远征军战史学者。

  2004年的春天,我随江苏省经济友好代表团出访印度、缅甸,3月14日,刚由印度卡纳塔克邦转飞缅甸仰光,即思盼前往父亲战斗过的东吁城。

  东吁旧译“同古”,又称“东瓜”。父亲牺牲后,写有挽诗:“浴血东瓜守,驱倭棠吉归。”据回忆,身在延安的亦很关心滇缅战场的情况,故而对那里的地名极熟悉。

  此前,我们了解到,东吁居住着不少华人。当地的侨领杨伯方已有80多岁,昔年就是一名中国远征军的老兵,参加了解救英军的仁安羌战役,穿越过野人山。正是在他的主持下,历经困苦与磨难,迁建了中国远征军纪念碑。

  3月16日清晨,我们一行驱车前往东吁。此时的缅甸,气候炎热,犹如溽暑。东吁距仰光约有260公里,公路崎岖不平,中间须穿过数道政府军的卡哨。幸有政府军的一位上校带路,我们方于中午12时许安然抵达东吁。

  一到东吁,顾不得抹去额头的滚滚汗珠,我们就向中国远征军纪念碑献了花圈。纪念碑在一处院落内,为方尖碑形状,上刻“中国远征军纪念碑”字样,底座上篆录“中国远征军援缅史略”。

  “在整个滇缅公路上,据说在(国内的)保山曾经有过一块纪念碑,这座碑后来因为日军入侵滇西而毁于战火。”(《滇缅大反攻》)

  谈起建碑的艰苦经过,侨领杨伯方不胜唏嘘:“东吁战役,远征军伤亡惨重。东吁华人为了永久纪念阵亡将士,由侨领杨光汉、吴长庚、胡运开、潘斌、徐占烈等领导建立此碑。它建于1951年。后来,纪念碑所在的中华学校被缅甸政府收归国有,当时的缅甸教育部门一直阻挠华人观谒,我们遂决定迁建纪念碑。”

  1992年12月31日,杨伯方等人分别向缅甸中央政府、勃固省政府和东吁市政府递交了申请书。次年1月,东吁市政府要求华人迁建纪念碑“不能在繁华市区,要靠近佛塔或庙地”。

  1993年2月,杨伯方在福元宫附近觅着地皮。此后,由于种种原因,迁建工作陷于停顿。

  1997年3月,政府的“迁移令”姗姗来迟。此时,中国远征军纪念碑迁建委员会的账簿上只剩下7万多元缅币。而购买电表,就要12.5万缅币。杨伯方等人东奔西走,四处劝捐。多数华人乐意解囊相助,也有少数人风言风语,讥笑他们是“大傻瓜”。

  直至2000年3月12日,纪念碑方才迁建完工,同时建成中国远征军纪念馆,计花去缅币1千余万元,均为华人捐献而得。

  纪念碑迁建完工整整4年后,我在东吁见到了神情倔强的杨伯方。听这位籍贯河南洛阳的老人说,在缅甸的仰光、曼德勒、密支那和东吁,尚有不少中国远征军的老战士,他们远离祖国,艰难谋生,跟当地人结婚,生儿育女。杨伯方本人就以教书为职业。

  如今,在缅甸的远征军老战士有了第二代、第三代,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深深扎根。

  然而,他们至今不忘自己曾有过的特殊身份,以及往昔裹血而战的岁月。“当年远征军长途跋涉跨越野人山的悲惨情景,和种种苦难遭遇……是一部可歌可泣的血泪史。”杨伯方说。

  一位历史学家则说:“谈到‘二战’,就不能不谈中国战区;谈到中国战区,就不能不谈中国远征军;谈到中国远征军,就不能不谈戴安澜。”

  滇缅战场上,有两个战役影响极大,一是孙立人率新38师解救仁安羌英军,一是戴安澜的第200师守卫东吁,以一师兵力对阵日寇3个师团。

  美国军方史料称:“被称为‘有才华、有魄力并有相当大胆量’的戴将军从1942年3月19日至3月30日坚守并保卫了位于曼德勒去仰光途中的铁路交叉点佟古镇(东吁)西塘谷(锡当河)……这次行动是‘所有缅甸保卫者所坚持的最长的防卫行动,并为该师和它的指挥官赢得了巨大的荣誉’。”(引自原史迪威将军的副官杨孟东致戴覆东的信)

  1942年3月8日,缅甸首都仰光失守,日军急速北进,意在切断中国惟一的国际通道——滇缅公路。而这条蜿蜒千里的公路,对中华民族的生存而言,是一条不折不扣的生命线。

  为保卫滇缅公路,中国远征军挥师南下,包括惟一的一个机械化军第5军。父亲则率领隶属该军的第200师,孤军进至东吁。

  在当时,东吁是缅甸中部公路、铁路和水路的要冲,附近还有一个军用机场。与200师对垒的日军第55师团拥有2.3万人,第200师只有9千人,他们的重装备还远在腊戍。

  “余此次奉命固守同古,因上面大计未定,其后方联络过远,敌人行动又快,现在孤军奋斗,决以全部牺牲,以报国家养育!为国战死,事极光荣。所念者,老母外出,未能侍奉。端公仙逝,未及送葬。你们母子今后生活,当更痛苦。但东、靖、篱、澄四儿,俱极聪俊,将来必有大成。你只苦得几年,即可有福……”

  父亲将师部设在东吁城郊锡当河右岸的英登岗,主力则放在河的左岸。在战斗中,他两边来回跑,当地人说:这个光头将军,亲自端着机枪上阵,好不威猛。

  这次在东吁,我特地去了锡当河,河水很浅,河面不宽,真难以想像,父亲当年以一个师的兵力,阻击了日军12天。

  3月30日拂晓,父亲率部队主动撤出东吁,渡过锡当河,全师安全到达三街衙。敌人起初尚蒙在鼓里,待发觉东吁已是一座空城时,第200师早已走得不知去向了。

  “当面的敌人是重庆军第200师,其战斗意志始终旺盛。尤其是担任撤退掩护任务的部队,直至最后仍固守阵地,拼死抵抗。虽说是敌人,也确实十分英勇。”(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缅甸作战》)

  这中间还有一则异闻。第200师刚开始与日军交战,发现冲在第一线的都是中国士兵,甚至遇到了原来在昆仑关战役中失踪的战友。

  原来,日军在国内战场上俘虏了中国士兵后,将他们押送到台湾,经过一番强迫训练,再将其送到滇缅战场上当炮灰。

  部下向父亲汇报:“我们一开枪,对面就说,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这可怎么办?”

  父亲仔细思量,授以妙计。再次与日军交火时,那边刚一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这边阵地上就叫道:“是中国人的就趴下来。”

  那边一听,趴倒一片。第200师的官兵随即端起枪一阵猛扫,躲在中国战俘后面的日本人还没有反应过来,就被割稻子一样撂倒了。

  1933年长城抗战,父亲当时是第25师73旅145团团长。刚到古北口前线,他带了一个营长去前沿阵地侦察。被对面山头的日军发现了,机关枪与步枪子弹一齐倾泻过来,父亲他们忽前忽后地运动,却始终未能摆脱敌人的火力控制。短短60米的距离,他们用了一个钟头的时间才撤下来。

  父亲是黄埔军校第三期的。本来他可以进一期。他的一个叔祖父名叫戴端甫(即戴安澜家信中所称的“端公”——编者),在广东建国粤军第四师任团长,1924年,他写信回家乡安徽无为县,叫父亲等人报考黄埔军校。父亲坐船到了广州,报考黄埔一期,文化考试顺利过关,却因为在家乡时老饿肚子,面黄肌瘦,面试时被刷了下来。

  父亲说:“我要凭本事考。”他投在粤军,当了个二等兵。在部队,可吃饱饭,加上常洗冷水澡,父亲的身体很快变得结实起来。部队驻扎在当地的祠堂,里面时不时停放着死人棺材,父亲夜里站岗,一开始心里有点害怕,日子长了,胆子也就练大了。

  父亲在黄埔时,三期的政治部主任是周恩来(他的前任是戴季陶和邵元冲)。当时,周27岁,父亲20岁,年龄相差不大。

  原高级将领郑洞国生前,有一次我听他提起:“你父亲是周恩来最赏识的学生之一,夸他学习用功,字也写得好。你父亲牺牲后,周恩来、夫妇都写了挽词。建国后,总理有一次见到我,还专门提到了你父亲。”

  父亲常说,当兵不是谋个饭碗,而是要保家卫国。中国历史上,文官不爱财,武官不怕死,国家就有希望。我则要既不爱钱,也不怕死。

  父亲为培育士兵不怕死的精神,给他们讲故事:“昔日,山中有一户人家,三代以打猎为生,祖父入深山打猎,死于野兽之口;父亲入深山打猎,被野兽吞食;儿子背起父祖留下的猎枪,准备进山。有人劝他:你祖父与父亲都死在山上,你莫要去了。儿子反问:你的祖父死在哪里?那人答:死在床上。儿子又问:你父亲死在哪里?那人又答:也死在床上。儿子说:床多危险呀,你还敢睡吗?”

  父亲学名炳阳,到了黄埔军校,改名安澜,字海鸥,取在海上搏击翱翔之意,隐有抵御东洋外侮的含义。

  1937年8月2日,父亲在日记中写道:“中日是世仇,战争是长期,对日的敌忾志气,要保持到战斗结局,不要始勇终怯。”

  大哥出生时,按照族谱中的排行,应为“恒”字辈。此时父亲因亲历了济南惨案,对日寇恨之入骨,所以弃族谱排行不用,给大哥取名覆东,意思是“覆灭东洋”,二哥叫靖东,我叫澄东,是要男儿们勇敢出征,打败日寇。姐姐取名藩篱,“筑好藩篱,保卫家园”。

  父亲牺牲时,我年纪还很小,大哥覆东那时13岁,对父亲印象最深。他记得父亲最喜欢读书,将书本拿到营房,白天训练,晚上挑灯夜读,还制订了学习计划。在《民国二十六年之回顾》中,父亲称:“总计读书130册,比较预定计划读书200册,尚缺70册。”他在这一年中读过的书有《新军队指挥》、《全民族战争论》、《步兵操典》、《管子》、《芸生文存》、《胡适译短篇小说》,以及英文8册、代数一册。

  “下午到旅部履新视察,此后之工作,较为清闲,决定利用此机会,研究学问,以充实自己,如放过此好时光,则线日)

  “今天开始读莎氏乐府,并从算术起温习数学,极愿在炮火熏天之时间内,求得知识的丰富也。”(9月1日)

  “余之英文,已在枪炮声中完成。数学一项,亦愿在枪炮声中完成之!将来学果有成,当名之枪炮声交响曲,今记于此,以待他年。”(9月4日)

  到缅甸后,父亲已可用英文跟英军军官进行对线日的日记中写道:“今赴同古,与英军第一师长Scoot晤见,询以敌情,则不明了,询以战法,则亦不知,苦恼之至,今后非由我国军队负起全责不可!”

  撤出东吁后,1942年4月6日,蒋介石飞抵缅甸梅谋召开军事会议。父亲接到军部电报,要他也去梅谋。此时,他并不知道蒋介石已经到了缅甸。梅谋道路曲折,父亲迷了路。这时,他见两辆高级小轿车飞驰而来,认定车中坐的是英军将领,遂招手请对方停车。

  车窗里探出一个脑袋,是侍从室主任陈布雷:“老戴,你发什么疯?这是委座的车。”

  蒋介石问:“你什么时候来的?”父亲答:“刚到。”蒋介石又问:“你知道我的住处所在吗?”

  1942年1月,父亲驻军边境城市畹町,有靠走私发财者,诱他下水,被父亲峻拒。他视察发现,距离畹町只有118公里的缅甸腊戍,囤积着大量物资,价格极便宜,而经过畹町,到了昆明、重庆,价格飞涨。为此,他特地拍了一封电报给重庆当局的商业部翁部长,建议在滇缅边境设边贸局,以整顿边贸。

  父亲对军队中流行的“吃空额”现象极为痛恨,他自己从不吃空额,也严禁部下吃空额。一次,手下一名特务连长偷偷吃空额,被父亲发现,大怒,将其关了一个月禁闭,并由少校降为上尉。

  在保山,一天,父亲因办公误了饭点,不想惊动师部的司务,就独自一人走出营房,在街角找了一家小饭馆。点了饭菜,吃完,他一摸口袋,才发现自己忘记带钱出门。父亲颇觉尴尬,坐在桌边,心想:只有等候本师的熟人经过这里,再向他借几文救急。

  这时,滇军的几名士兵也来这家饭馆吃饭,他们吃完,抹抹嘴,准备出门。饭馆老板急忙上前拦阻。

  士兵满不在乎:“你是什么人?”父亲答:“戴安澜。”那几名士兵吓坏了,连忙付钱走人。

  饭馆老板连声道谢。正在此时,师参谋主任发现师长不在,四处寻找,找到饭馆,才代父亲付了饭钱。

  父亲当部队长官多年,家中清寒依旧。他从小就严格教育子女,不许手下士兵喊“少爷”、“小姐”。一次,大哥到父亲的师部去玩,刚到门口,站岗的士兵一齐立正:“敬礼!”

  第200师入缅甸作战时,共有9000余人;东吁一仗打下来,伤亡1000余人,日军伤亡5000多人;后来进攻东枝(旧译为“棠吉”),只用一天时间就克复了东枝;5月间向北撤退时,第200师有5800人,回到国内的只有2000多人,许多人因为疾病和饥饿,死在了撤退途中。

  1942年4月,日军自泰国迂回,攻占腊戍,复又攻克缅北咽喉要地密支那,一下子切断了中国远征军的退路。

  部队开始瓦解,纷纷夺路而走。父亲孤军奋战,奉命向北循山地小道撤退回国。1942年5月1日,因无向导,走错了道路,沿途土著居民逃避一空,部队断粮3日,只得掘食草根树皮。5月13日夜间,第200师潜过曼德勒至腊戍的公路。次日拂晓,日军4辆装甲车前来狙击,被击退。5月18日傍晚,在通过细包至摩哥克的公路时,被敌人阻击于康卡村。当时雨雾浓密,第200师官兵冒着弹雨,杀开血路。父亲率599团第一营前往阻击战斗最激烈的地方,忽然数颗子弹飞来,他的胸部和腰部各中两弹。5月19日,全师撤出战斗,远离公路,深入山地。5月20日黄昏,部队从另一小道安全通过细摩公路。

  5月26日下午,父亲伤口发炎,无药医治,牺牲。临终前,参谋长周之再守在他身边,问:“师长,部队往哪里走?”

  父亲已无力说话,只是用眼光瞄了瞄地图。周之再摊开地图,父亲勉强用手指点:“马上过瑞丽江,沿着江岸向东北方向走。”

  当地天气炎热,尸体极易腐烂。部下含泪将师长简单火化,烧去肌肤血肉,留下骨骸,放在一具很小的棺材内。

  路过一处村寨时,一名当地华侨见到父亲的灵柩,忙将自己准备的一副好棺木捐献出来:“不能委屈了戴师长。”

  父亲手下一名姓孔的勤务兵在东吁作战时受伤,平时他总是随身携带父亲的急救包,他负伤后,其他人忘了此事。孔晚年遇到我时还说:“我若没有负伤,师长也许不会死。”

  父亲很爱母亲和和我们兄妹几个。他在缅甸,戎马倥偬,尚抽出时间写信给“东、靖、篱、澄四儿”,惦记着靖儿的病况,和为篱儿买皮鞋:“现在还在打仗,无市场可买,稍迟些买回来给你们。”

  他的这个心愿,终于未能实现。父亲牺牲后,国民政府特拨20万法币作为抚恤金。父亲的上司杜聿明找到母亲:“想办所学校,以纪念戴师长。”母亲一听,深觉此事符合父亲生前意愿,当即将20万法币悉数捐出。

  学校在广西办起来了,名为“安澜高级工业职业学校”,专为培养机械、土木和汽车方面的技术人才。学校

  ,解放后才停办。母亲教我们做人,只有三句话:做一个好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人穷志不穷。

  她说,这是父亲的遗训。父亲牺牲后,我们一家人四处漂泊,全州、昆明、贵阳、南京、芜湖。大哥考进上海同济大学,后来留校任教,我们一家人就搬到了上海。

  大哥现在是同济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二哥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毕业后,分配到南京工学院工作,现移居美国北卡罗来纳州。

  父亲的灵柩起初在全州厝葬,因日寇进攻广西,1944年移葬贵阳花溪。抗战胜利后,父亲的灵柩移葬在芜湖的赭山,墓在赭山的北坡,面临浩荡长江,长江的对岸,就是故乡无为。

  1971年母亲去世,骨灰存放在上海龙华公墓。3年后,我们准备将骨灰移葬。上海市民政局的同志找到大哥,说:可以将你父亲的灵柩迁到上海,父母合葬一处,修建一座烈士墓。

  那天,我在山上转了两圈,找不到,但两次都转到同一个土冢旁,没有碑,但有两棵柏树。

  下山,问公园管理处的工作人员,一位名叫周士伦的中年人说:“你站定的那个无名墓,就是戴将军的墓地。你父亲的灵柩在芜湖下葬时,我还是学生,我们都去瞻仰了。”

  后来,无为家乡的长辈不同意迁墓,因为祖母葬在父亲墓的旁边。最后,我们将母亲的骨灰移至芜湖,合葬。

  1978年,我们写了一封信给同志,请求重修父亲墓地。他转批民政部处理,民政部批交芜湖市政府办理,市政府拨款,将父亲的墓地修葺一新,原为土墓,此次改为混凝土结构。

  说来奇怪,有3个梦与父亲有关。第一个梦是父亲本人做的。在昆仑关战役中,第200师往关上猛攻,父亲手下的团长邵一之战死。1940年,父亲驻军广西全州,一天,梦见自己在师部二楼办公,传令兵进来报告:“邵团长求见。”

  父亲很惊讶:“邵团长已经为国尽忠捐躯,如何能见?”过了一会儿,传令兵又来报告:“邵团长是为退回互助金一事而来。”父亲急忙下楼,果然看见邵团长坐在凳上,浑身是血。他悲痛失声,一下子就醒了。睡在他身边的母亲忙问:“你怎么了?”父亲这才明白,刚才自己做了一个梦。

  次日,他派人调查。果然,邵团长生前确实有一笔互助金未发。父亲连忙叫人将这笔钱寄交邵团长的遗孀,还为邵团长烧化冥钱。

  第二个梦是父亲的一名司机做的。此人是江苏丰县人,为父亲开车多年,父亲还为他介绍了一位无为家乡的姑娘,帮助他们成亲。父亲赴缅甸前夕,对他说:“你就别跟去了,缅甸英国人的车子多,司机也多。”

  他在全州,听说父亲受了伤,准备回国,就将车子洗干净,好随时让父亲使用。这天夜里,他做了一个梦,见高山峻岭里有一座庙,忽然,庙门一开,父亲从里面走出来,身着灰色西装,手里拿了一架望远镜。第二天,电报传来消息,父亲昨日在缅甸茅邦村的一座庙里牺牲了。

  1982年是父亲牺牲40周年,李潇潇准备拍摄一部反映中国远征军的纪录片,他带了两个助手进入缅甸,历经周折,终于来到茅邦村。在村口,他们见到一个老者在树下打盹。走近时,老人醒了。李潇潇问:“这里可是茅邦村?”老人笑了:“刚刚我才做了一个梦,在梦里,庙里的神传线个异乡人要来茅邦村。这个梦真准。”

  1940年4月3日,他自桂林返回全州驻地,见途中杜鹃花满山遍野地开着,非常美丽,就下车采折若干,插在车身周围。回家后,“藩、靖两儿,对此尤感乐趣”。

  1942年3月,父亲率部由腊戍起程,向梅谋行进,途中口占七绝:“万里旌旗耀眼开,王师出境岛夷摧。扬鞭遥指花如许,诸葛前身今又来。”

  诗注说:三国时期,诸葛亮南征,缅人盛情挽留。诸葛亮说,我还会重来。缅人问:何时重来?诸葛亮手指缅甸土产的一种极难开花的草,答道:待它开花,我就来了。“迄今,所指之草并未开花,去岁忽然开花,而缅人亦早知王师到达矣。”

  据说,这种草名叫“芸香草”,百年难得开花。而就在中国远征军进入缅甸的那个春天,芸香草竞相开放,灿烂若云霞。

  它是为英雄而开。(本文在采访过程中,得到江苏省政协陈宏同志的热情帮助,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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