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一阁古籍临危大转移

  宁波天一阁的藏书历来有“书不出阁”的古训,但在抗战期间,天一阁曾出现了仅有的一次“空阁期”。

  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侵略者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继上海沦陷后,1937年12月24日杭州沦陷。与杭州近在咫尺的宁波,霎时被战争阴云所笼罩。

  上海、南京沦陷时,大量的珍贵古籍被日军抢走。一旦日军进犯宁波,天一阁的藏书必将面临一场浩劫!满楼的古籍牵动着宁波各界人士的心。

  早在日军进攻上海之时,浙江省教育厅便下令各地政府要保护好有价值的文献资料。介入天一阁管理的鄞县文献管理委员会也多次召集会议,商议书籍的安全存放问题。当时的鄞县县长、文献管理委员会主任陈宝麟更是心急如焚,一心要给这批古籍找个安全的藏身之地。他委托夫人和儿子专程到上海,找到老相识虞恰卿的夫人商议,能否将书运到上海,通过虞恰卿的关系藏于法租界。但由于时局混乱,人心惶惶,此议未成。

  随着战火的蔓延,书籍再存放阁中已十分危险,于是大家商议决定,打破“代不分书,书不出阁”的戒律。先将阁藏孤本善本装箱转移,运到市区月湖西边的碧祠藏匿。

  1937年8月17日,三大箱书搬下宝书楼,运抵碧祠。这次移藏,量虽不大,但却拉开了天一阁藏书外运躲藏的序幕。

  祠堂距闹市区并不远,隐蔽性不强,也不安全,大家还是不放心。藏匿24天后,8月31日,碧祠的古籍再次被转移到鄞西毛草漕眺头范家庄,由管委会委员范吉卿负责保管。

  时局渐紧,危险依然存在,运走的只是天一阁藏书的一部分,大量的古籍还存放在宝书楼上。1939年1月5日,管委会再次决定,挑选阁中明以前版本及抄本装箱外运,转移到鄞县茅山司马庄墓地藏匿,由管委会委员范鹿其负责保管。

  小船又载着8箱古籍,轻轻地划向十几里外的茅山司马庄墓地,整个移藏都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在外人看来,这只是一次普通的运货而已。

  果然不出所料,没多久,日机开始轰炸宁波,整个城市陷入一片混乱之中。2月8日,浙江省教育厅再次致电鄞县政府,省图书馆也再次向省教育厅详细汇报天一阁藏书的重要性,请求协助保管。省教育厅请求教育部后,马上电令鄞县政府,批准将天一阁藏书运往龙泉。省图书馆还派员专程到宁波催促办理此事。

  鄞县县长陈宝麟接电后,向范氏族中长老转达上面的指示,并解释将古籍移出宁波,由教育厅觅定安全地点妥藏的理由,陈宝麟向范氏一族强调,战争结束后,书籍必运回原藏地,并可由范氏后裔推荐一人协同保管。

  4月7日15时,在天一阁尊经阁里,由陈宝麟主持,在重修天一阁管理委员会主任冯孟颛、代表叶谦凉、省教育厅派员周凯旋、省图书馆史叔同、范氏族人范若鹏等人参加的特别会议上,大家面色凝重,内心焦急,就如何藏运问题争执得很激烈。

  这是一次非同寻常的会议,它改变了天一阁藏书史乃至中国藏书史中的一段走向。我国最古老的藏书楼阁藏书籍370年,被迫移藏他乡,就是在这次会上定下来的。

  会议决定:移存乡间的两处11箱藏书,加封后也立即启运;阁中剩余藏书,由教育厅和省图书馆来员会同管理委员会及范氏代表一道,立即清点装箱;启运时使用鄞县政府封条,并由经办人员签字;凡移藏之书,在数目上加盖特制印有:“二十八年四月运藏龙泉”字样的印章。书目和印章密封后存放省教育厅保管;清点装箱的目录装订六份分存教育部、教育厅、省立图书馆、鄞县政府、文献委员会和范氏房长;押运人员除省图有关人员外,还有文献委员会和范氏代表各一人组成,费用均由省教育厅负担;范氏派往储藏地看管人员的费用月支付30元。

  龙泉属战时大后方,有58家浙江省属机关单位从杭州迁于此,省图书馆在龙泉山中设立几处秘密藏书地。杭州沦陷前,江南仅存的一整套《四库全书》,便由浙江省图书馆转移到龙泉躲藏。一年后,为躲避日机轰炸,又移藏贵州,终得以保存下来。

  焦急的人们像是在和时间赛跑,仅用五天各路便准备停当。4月12日,三路依照书目抢运出的9080册藏书,装满28箱,悄悄地被抬上船,运往鄞县横涨会合地,运书的卡车早已等候在那里。

  日军对天一阁的古籍垂涎已久。刚刚攻占宁波,即派了一连士兵冲进天一阁劫书。然而此时早已书去楼空,日军大失所望。

  位于龙泉沈边村的金家祠堂、叶家仓廊、项坊自然村的蔡家仓廊、南弄自然村的林坊祠堂,四个点分布在一条3公里左右的沟内,山势趋缓。据当地老乡介绍,当年金家祠堂藏书最多,是主存放地,平时书籍不允许外人看。每年晒书时,他们过来帮忙。书籍晒在竹席上,摆满了所有的空地,晒书人小心翼翼地一本本弹刷,还要仔细检查有没有虫蛀霉变等。

  当年还是小姑娘的杨芝秀至今还记得,看守古籍的人中有个姓杨的,就住在赖家,杨芝秀还帮婆婆给他做过饭。村民赖水根还到金家祠堂帮助晒过藏书,杨芝秀也前去送过饭,她看见书的开本很大,文字都是直排的,书箱里放着一袋袋芸香草。

  在当地村民吴马根的记忆中,龙泉的码头边有一处大房子,书是从那里抬出来的。那时龙泉到石没有公路,抬书箱要翻过石岭。岭有几百米高,山路崎岖,坡陡路滑。书箱有八仙桌大,要四个人抬,一天只能抬一次,行进很慢。老人抬过五次书,抬书虽不清闲,但却也因此躲过了一场劫难。战时动荡,村里抓壮丁,谁去抬书便可免去当壮丁。他们每人胸前别一个小牌,作为免抓的标记。

  最初,省图书馆的书和龙泉新知书店的书曾选在石藏匿。当时的龙泉虽未遭到日军直接入侵,但日军飞机也多次进行过轰炸,显然县城并非安全之地。而石地处山区,交通不便,隐蔽性强。天一阁的书籍运到龙泉时,最初也藏在县城,但考虑到有日机轰炸,以及水火之灾和盗贼等因素,后转移到省图书馆的藏书地石,与省图的书一同藏匿。

  书籍作为纸制品,对运送和保存有着特殊的要求。要在战火中完整地保存下来,其中的艰辛和困难是无法尽述的。现在从零散的文献上,可以查到一个叫“范召南”的人。据天一阁档案记载,范召南为范氏族人中推举的随书保管人员,在浙江省图书馆的干部档案中,有关他的记载也很简单。

  范召南,1898年生,浙江鄞县人,文化程度为五年私塾,做过学徒、旧职员、工友和职员。在经历中记载他做过天一阁图书管理员,属留用人员。特长为:管理善本。主要优缺点中,缺点:斗争性不强;优点:刻苦耐劳。

  1939年,天一阁的书籍运往龙泉时,他时年41岁,年富力强,又有一定的文化,族人推举他是比较合适的。

  看守古籍不是一项轻松的差事。面对祖宗传承下来的一箱箱宝贝,老范不能有丝毫的懈怠。每年入伏,他要按照天一阁的老规矩组织晒书,搬进搬出要好几天,最后还要按目录装回箱内,不能有一点马虎。其他大部分时间便是书箱紧锁,看好大门,防止贼寇偷盗。

  范召南为人随和,他很懂得身在异乡,要与当地村民搞好关系的重要性,和村民关系处得很好。偶尔,有好事的村民或稍有些文化的来客,想请他通融通融,浏览一下天一阁的宝藏,对这类要求,他总是毫不犹豫地加以拒绝,并请大家予以谅解。

  自从天一阁的书,装上运往龙泉的卡车,管理权就发生了变化。天一阁的书是和省图书馆的书一同管理的,储藏方式、搬运费用均由省图决定和承担。范氏后裔和文献管理委员会只是派员协同保管。

  书籍运走后的时间里,宁波的磨难就没有间断,先是遭轰炸,再是沦陷。在日军统治下的时间显得很漫长,终于盼到了日本投降的日子。宁波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可以长长地舒一口气了,但地处浙东的宁波人却还未感到轻松。

  战后的龙泉一派繁忙,省直机关纷纷回迁,天一阁的藏书此时也随同省图的书籍一道,运到了杭州。

  这时围绕着书籍的归属,宁波的舆论出现了多种声音,人们开始心生疑虑,因为这些书躲过了日军抢劫的古籍,却进了省图的书库。

  鄞县参议会闻讯即函请县政府转呈教育厅,恳请将天一阁的书籍运回宁波。一段时间后,教育厅批复:准予迁回。

  消息传来,天一阁里顿时热闹起来。辗转千里,躲过战乱的书籍,终于要重归故里了。

  1946年12月16日,初冬的寒风掠过三江,凉意袭人。鄞县政府教育科长项泽耕、范氏后裔范鹿其、范康麟等人,丝毫没有察觉到寒意,他们肩负着宁波人民的重托,搭车赶往杭州,接书回阁。

  在杭州的九天时间里,他们在兴奋中办理相关手续,仔细地进行清点、对目和封箱。12月25日,28箱古籍终于运回了宁波。

  1947年3月1日至3日是公开展览的日子,宝书楼的一楼展出了过去外人很难见到的《平定回部得胜图》,以及历代帝王名臣图等,中间长桌上摆放着范文正公忠宣公遗像手卷,两旁摆放着经史子集珍贵书籍。楼上书橱大开,多种海内孤本,任人参观。范鹿其亲自解说,闻讯赶来参观者达2000余人。史上只有乡贤大儒方可登楼一阅的孤本善本,这次也破天荒地展示在了家乡父老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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